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：故意殺人的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;情節較輕的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國刑法從法條上明確了公民的禁止行為，從中可知，故意殺人罪是行為犯，即只要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，就構成故意殺人罪。且，此處的故意殺人的行為可以是作為的、也可以是不作為的，比如對當事人是有救助義務的警官，在應當救助被害人時沒有履行義務的，也可以構成故意殺人罪。

故意殺人罪保護的法益是當事人的生命權。

此權利為人格權之首，是公民最為重要也最為基本的一項權利。由此在討論該罪的時候，何時定罪、以什么為標準就成為最為重要的一項議題，法律對公民的生命權采取了最大限度的保護，在故意殺人罪這里亦是如此，不管行為人的傷害行為進行到了哪個階段，傷害達到了什么程度，只要侵害到了別人的生命就應該定罪，區別不過是預備、未遂、中止的階段問題而已。

實踐中爭論較多，在考試時需要著重討論的是安樂死和自殺兩個問題。

首先是安樂死。我國在立法上不承認安樂死的存在，在實踐中，存在不少諸如發生在上海的老人得癌癥后痛苦難耐、懇求子女拔掉氧氣管之類的事件，以法律的角度來講，被害人的承諾是存在限度的，即只能承諾一部分民事權利以及輕微傷以下的身體權，而拔掉氧氣管，遠遠超過了輕微傷的范圍進一步傷害到了老人的生命，故該被害人承諾無效，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論處。

由此可見，我們在討論安樂死的時候應該一分為二地去看當事人的行為：積極的安樂死和消極的安樂死。親自動手、剝奪他人生命為積極的安樂死為故意殺人，相反，不會構成犯罪。

再一個便是自殺的問題。在教學過程中需要重點去講解的是教唆自殺，比如生活中最為常見的，有人要跳樓，下面的人喊話去刺激自殺者的情緒，這種行為毫無疑問極為惡劣，但實踐中尚沒有任何的審判案例將此種行為定義為故意殺人，極其少見的情況，以尋釁滋事罪論處。但此處需要重點強調的是，被教唆者必須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即是可以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成年人。所以，如果被教唆的對象是不能理解死亡意義的兒童或者精神病患者等人，應該以故意殺人罪論處。同理，憑借某種權勢或者利用某種特殊關系，以暴力、威脅或者其它心理強制方法，使他人自殺身亡的，被害人的意志不自由，無法真正地做出判斷和選擇，也應該著重討論行為的危害性，定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。

在考試的范圍內，最常見的考法，便是當事人的前行為引起被害人自殺。

如被強奸的女性感到侮辱，選擇跳樓，問這是否屬于強奸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因為前行為不能直接決定被害人是否自殺，是否自殺的決定權、選擇權仍然在自殺者本人。生命是非常重大的法益，受外界的影響相對較小，自殺的決定權主要取決于自殺者本人。同理，非法拘禁一個個人之后，被害人跳樓逃跑而導致死亡，下毒讓被害人痛苦使得被害人選擇自殺，都不應該定故意殺人罪，并非真實的傷害了當事人的生命。

故意殺人罪是侵害人身的犯罪中非常嚴重的犯罪，我們都應該對其抱有謹慎的態度，慎重的討論和學習。